现代教育宗师 办教育者楷模——汤才伯发表在《文汇报》的文章

        廖世承（1892-1970），字茂如，嘉定人，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高等师范和中等教育专家。他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获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之前，先后担任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校长），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教授兼附中主任（校长），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教育社会学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相继担任光华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第一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在50多年教育生涯中，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验，勇于探索创新，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廖世承在教育心理学、中等教育、教育测验及统计、高等师范教育、学校管理等诸多领域，均有丰富的著述、卓越的实绩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开创中国现代教育测验理论和方法

　　廖世承积极倡导和推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成为20世纪20年代在我国推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的杰出代表。我国最早的心理实验室于1920年分别在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建立。廖世承参与南京高师心理实验室的创建工作，并在我国首先用智力测验法测验投考的学生和在校学生。1921年，他与陈鹤琴在测验基础上合作编著出版了《智力测验法》一书。这当是我国最早的智力测验著作。为了完善测验标准，在廖世承主持下，东南大学附中与中国中等教育协进社合作，编制了初、高中用的各科测验，并组织学生以东大附中为基地，到江、浙、沪等地学校按编制的测验方案进行测验，并将测验情况写成报告，如《读法测验》《常识测验》《国文测验》《英文测验》《五项测验》《智力测验报告》等，分别在《教育汇刊》《中等教育》《教育杂志》等刊物上发表。1925年，廖世承与陈鹤琴又编著出版了《测验概要》一书，这是教育测验的总结，使编制测验的方案更趋完善和规范，被公认为“测验最简便的用书”。它不仅可用于文化学科，还可用于道德意识、时事政治；不仅可用于个人，还可用于团体，即可以同时在四五十名学生中进行。这对推广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起了极大的作用，因而被国内外学者誉为“廖氏之团体测验”。美国测验专家麦格尔承认，廖世承等人编制的各种测验，至少与美国的水平相当，有许多比美国还优。
　　

创立教育心理学科

　　廖世承所学的教育心理学科，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他在南京高师、东大附中首先主讲“教育心理学”课程，开创了中国该课程教学的先河。在主讲4年多的基础上，他于192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教育心理学》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高师教科书。他在书序中说：“教育心理为现时治教育者所不可不读的科目，因其能应用心理学原理，解决教育上困难问题。”1922年全国新学制课程标准改革委员会开会，决定“教育心理学”课程教材由廖世承负责编订。自此，大学、高师、后期师范、高中、师范讲习所等，都能陆续开设教育心理学课程，适应了教育和教学的实际需要。

　　廖世承不仅创立了新的学科，还把教育心理学原理运用到办学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提出了个别差异教育理论和方法。他认为，办学者不察学生的个性差异，不去研究适应个性的方法，把“智者、愚者、程度高者、低者、知识丰富者、缺乏者，强纳之于一炉”，必会使教授困难，效率低下，程度下降，天才埋没。为此，他在《中等学校的学级编制》一文中呼吁：“我们办教育的人，当随处替学生设想，减少他们时间和精神的浪费。”
　　

开拓中学教育系统研究和实践的新途径

　　早在美国留学时，廖世承就注意收集世界主要国家中学教育的材料。192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了廖世承撰写的《中学教育》等著作。这是我国系统研究中学教育的最早著作，为我国开拓了中学研究的新途径。

　　1920年到1937年，是廖世承从事和研究中学教育的黄金期。他领导的东大附中“几执全国中等学校的牛耳，报考人数，为全国称首”。光华附中在30年代初的上海中学会考中连续数届成绩名列全市第一。由于光华附中办学成绩显著，教育部门给该校“设备完善，办理认真，成绩斐然”等嘉奖评语，1936年，教育部确定全国9所优良中学，光华附中是其中之一。可见，东大附中和光华附中都是全国中学的佼佼者。

　　廖世承在认真办好中学的同时，积极研究中学教育。他先后撰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中学教育》（1922年《申报》馆五十年纪念刊）、《十年来之中国中等教育》（1935年《光华大学期刊》第3卷）、《中学教育》（1936年《中华教育界》第24卷）、《三十五年来中国之中学教育》（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7-51页）等，从历史发展经验中获得新认识，为办学服务。此外，他撰写了《今后中学教育的问题》《近今教学上几个重要问题》《为全国中学请命》《教育改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修订中学课程的意见》《中学教育改造的基本原则》等十几篇文章，对中等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育与教学、教师与学生、中学校与职业教育、学生的课外活动、办学者与社会等问题，都有深刻论述。廖世承提出了许多教育观点和主张，如“教员实为学校的命脉”“一个学校的最后成功，就靠着教师”“教育为百年之计，立国之根本”等等。
　　

树立师范学院独立办理之先声

　　廖世承从办中学转至办高等师范学院，继续激发勇于尝试、悉心研究的精神。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伸到上海，他赴湘南蓝田，在“重岗复岭”之地办起了一所国立师院。从1938年到1947年，他一面尽心办理学院，一面悉心研究师范教育，先后撰写了《师范教育与抗战救国》《师范学院的使命》《抗战十年来中国的师范教育》等长篇文章。他对我国师范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作了系统回顾和检讨，分析了师范教育在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论述了师范教育的使命，提出了师范教育训练原则、内容和方法，为我国师范教育发展作出了理论和实践贡献。廖世承坚决主张师范院校应独立设置。他认为，这样才能培养良好的师资，使中小学有稳定的、有质量的师资来源，保证教育质量。他指出，师范学院的目标“应以身心健康，工作能力，知识兴趣，艺术陶冶，休闲生活为首要”；高师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师范生的教育与训练。为此，廖世承提出“六大训练”，即“意志训练”、“人格训练”、“能力训练”、“团体生活训练”、“艺术训练”、“体育训练”等。他还说：“教师是非常专门的职业，不但要知识好，方法好，而且要有专业道德——有责任心、忍耐性、仁爱心、真诚、坦白、乐观、谦虚、公正诸美德。”这些观点和主张，充分反映了他办好师范教育的明确方向和坚定立场。
　　

积极倡导“六三三”新学制

　　在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围绕学制改革展开了激烈的争议，各种主张和方案竞相兴起。廖世承不人云亦云，有着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说：“新学制中最有精彩的，是中等教育一段，现时教育部学制会议辩论最激烈的也是中等教育一段。辩论的焦点，是中学应该采用‘四二制’或‘三三制’。我对于新学制抱无穷的希望，在草案没有通过之前，我因为在东大南高方面担任一门中等教育，就在研究这个问题，参以在附中的实地经验，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可以发表些意见。”在此之前，在苏州、济南、武汉等地调查、座谈时，廖世承就“四二制”与“三三制”展开讨论，他表示实行“三三制”符合个性、适应时代潮流，既可使“各段教育相衔接”，又可“顾全升学与职业两种”。他不仅主张实行“三三制”，还主张实行选科制和分科制，使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互渗透。

　　1922年，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新学制方案为：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简称“六三三”学制。廖世承为提倡实行新学制，先后写了《三三制问题》《新学制与中学教育》《关于新学制一个紧急的问题》等。他说，“要知学制每经改革，全国学校必多损失，所以不改革则已，要改革，须彻底。”廖世承的呼吁和东大附中认真实施的成功经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学制改革和课程改革。
　　

倡导和实践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无论办中学校还是办高师，廖世承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者并重。他所办的学校充分体现了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理论与实践。

　　廖世承极为重视学生的理想和品德教育。他在《中学教育》一文中指出：学校教育“不重在知识的灌输，重在人格的培养”。他说，如果我们在学校内专尽了“教”的功夫，不尽“育”的责任；专供知识，而不问应用知识的人的人格如何，不仅有许多流弊，而且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他还对当时学校教育“偏重学业，忽略品性”的偏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与其有知识而没有人格，还不如有了人格而没有知识，尚可减少一半的罪恶”。1935年，他给光华附中毕业班同学赠言中指出：“要知人格健全，不但是国家社会曾蒙其益，个人也有无穷的乐趣。人生最宝贵的是纯洁无瑕的人格。”廖世承德育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高尚的理想、美好的情感、纯真的节操、良好的习惯、勇敢的精神等，而最重要的是树立为大多数人增幸福的人生观——这是一个人的“中心信仰”。

　　廖世承主张智育要注重基本知识学习。如基本知识缺乏，将来求职业、习师范、升大学，均不能有高深的造诣为社会谋幸福。同时，他又强调真正的知识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而是“活的知识”。“所谓活的知识，能应用于实际，使能适应个人的需要。”

　　廖世承在办学中洞察到，随着社会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人类逐渐由劳力而趋向劳心。为此，他多次提出“体育第一”。廖世承把强健学生的体格，看作学生德智发展的基础，也是今后服务社会的基础，所以始终把学校的体育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廖世承在所办的学校中，始终大力提倡、精心组织各类课外活动，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条件。廖世承说，各种课外活动的功用，在养成身心健康，发展良好的本能，培养美满的人格。华东师大教授谭维翰回忆当年读书时说，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学生感到总是生活在既紧张又活泼的环境中，学得专心，练得起劲，玩得高兴，能使自己多方面发展，健康地成长。同时，廖世承作为教育心理学家，十分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特别强调因材施教。他认为，实施全面发展教育，都不能忽视人的个性。
　　

倡导并坚持教育实验

　　廖世承自从从教第一天起，始终积极倡导并实行教育实验。廖世承认为，现时教育理论及设施，均建立在教学的基础上，所以科学的实验，当尽力提倡。当时，各种教育主张和改革方案充斥报刊杂志，对实施新学制及办学中诸多问题，都需要设法解决。面对这种情况，廖世承脚踏实地实验，并在实验中得出结论。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引进美国“道尔顿制”的态度。道尔顿制是伯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美国道尔顿市的道尔顿中学所倡导并实施的一种教学制度。它是一种自学辅导的组织形式。学生在校主要以自学为主，教师不再是讲授者而是辅导者。“道尔顿制”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在国内几乎有风行一世的样子”，大有替代班级授课之势。对此，廖世承坚持用实验来证实效果如何。于是，他在东大附中“用科学方法做实验，比较道尔顿制与学级制优劣”。他先后发表了《东大附中实验道尔顿制概况》《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中学实施道尔顿制的批评》等文章，全面分析并检验“道尔顿制”的优劣，得出的结论是，“道尔顿制”下，学生可自由学习，利于个人发展，但知识系统性、学生的思想教育、学生的团体生活、课外活动等都难以落实，所以“道尔顿制”不宜在中国推行。此外，廖世承就如何实施好新学制，如何编制新学制课程和教材，怎样了解学生生理心理变化和个性差异，教学怎样才能适应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学校如何科学管理，科学的考试方法和计分法的实行等，都做过实验和研究。
　　

鲜明的爱国亲民立场

　　在办教育过程中，廖世承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及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他一心寻求民族自立自强的道路，支持各种爱国行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上海圣约翰大学师生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悬半旗追悼。该校美籍校长横加干涉，强行拉下中国国旗。爱国师生激于义愤，群起脱离该校，另建新校，命名为“光华大学”。廖世承对爱国师生的行动极为钦佩。所以，1927年他离开东大附中到上海时，谢绝各种优厚待遇聘请，选择了建校伊始、创业艰辛的光华大学。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进而攻打上海。廖世承向光华全体师生发表了多次讲话，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要求同学们面对这样的形势，决定自己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亲民精神也十分鲜明。上海沦陷后，他只身赴湘西偏僻的山区办学，决心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廖世承在国立师院时，曾组织社会教育推进委员会，设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所，每年救济失学儿童及成人千人以上，还为周边几个省培训在职小学教师，为乡村教育服务。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希望全国各级学校都来兼办社会教育造福民众。

　　我们纪念教育家廖世承，就是要学习他创新的教育理论和方法，继承办学理念；学习他积极研究、勇于尝试、艰苦卓绝、坚持实验、严于律己的办学精神；学习他热爱教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