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谈到“文化自信”时说：“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这番话既深刻又尖锐，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何为文化自信？作为一个民族和民族的一分子，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怀有一种由衷、深沉、真诚的崇敬和热爱，对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抱有一种坚定、执着、永恒的信心和信念，就是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非孤芳自赏，更非夜郎自大，它立足于悠久的民族传统，扎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呈现为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有着史实的支撑和现实的依据。
回顾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备受摧残，民族虚无、历史虚无和文化虚无的思潮在部分国人中间滋生蔓延，其突出的特征是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其秉持的信条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或曰“西方主义”。西方主义者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如当年胡适所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我们不能说胡适过激言论的真实用意全是坏的，他后来也自我解嘲说，这是想让大家拼命地走极端，然后才能“法乎其上，得乎其中”——这就是“全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的效果确实是消极的，它造成了一种“精神殖民”现象。当下，西方主义思潮依然故我，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把西方标准当作全能标准来剪裁、评判一切：合之则取，不合之则弃。
其实，西方主义本是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达到高峰时的产物。欧洲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及工业化运动的洗礼，后来居上，成为率先驰入现代文明轨道的火车头，于是，东方主义式微，西方主义滋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现代化就是一个乡村从属于城市、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也即“世界历史”即资本殖民开始的历程。黑格尔有一段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西方中心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他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但只是到了日耳曼的上空才大放光明，西方的“光”成为普照全球的“光”——这是说，西方标准成了普世标准。
如果说黑格尔还保留着某种客观态度，承认西方文化曾受惠于东方的话，那么，时下的一些西方主义者却断然否认这一切，他们甚至连中国是“四大古文明”之一和曾做出的“四大发明”都加以否认。他们不了解，“四大古文明”和“四大发明”不是中国人的自诩，而是18和19世纪西方学术界的共识。有人质疑：3000年前古埃及就使用了莎草纸，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手摇印刷机，诺贝尔发明火药获得了专利，怎么能说这是中国古人的发明？殊不知，莎草是原产于尼罗河里的一种天然植物，不属于人造纸张，用它当书写工具如同用石头、竹木、羊皮当书写工具一样；古腾堡是15世纪的人，而11世纪中国宋朝的毕昇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19世纪诺贝尔发明的是黄色火药，而古代的黑色火药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在中国民间出现，至9世纪唐朝时已经把它应用于军事。如果说“四大发明”是物质层面的文化，那么，在思想文化和制度文明方面，中华民族同样对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例如，16世纪中国哲学传入欧洲后成为17世纪欧洲近代哲学产生的催化剂，中国哲学在欧洲的传播还促进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国的科举制度成为19世纪欧洲近代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的最初样板，等等。诸如此类，欧洲主流学界至今也不否认。
西方主义带来的某种认知错觉和知识误区，使一些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例如，恩格斯把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却无人追问：中国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传统，为什么德国直到18世纪才有“古典哲学”？这里隐含着一个深层原因。如置康德杰出的哲学贡献暂时不论，我们发现，康德的祖师爷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的哲学著作基本上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沃尔夫曾尝试着用德文写作），只是到了康德哲学才全部用德文写成。从这种意义上说，康德是真正属于德国民族的第一位哲学家。再如，每提到“哲学”二字，有人就自惭形秽，把崇敬的目光自觉地投向德国，甚至连德国大学中不知名的三流教授的书，在中国都有译本，有些甚至被热炒。而且，一提“哲学”二字，有人就把它说成是古希腊人的专利，一提“希腊哲学”就想到它是滔滔东向不曾断流的江河水。人们相信：亚里士多德著述300万言，近现代的欧洲哲学就是亚里士多德薪火的直接传承。却不知，直至13世纪之前，除教会学者的零星著述中有点滴信息之外，整个欧洲主流社会不知道有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
由此可见，我们要真正树立文化自信，就必然要破除西方主义对我们的精神束缚。当然，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并非要再树立华夏中心主义。无论对于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我们都要采取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在当前西方话语霸权之下，我们更要主动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让它以坚定的步伐走向世界，如同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和“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何为文化自信？作为一个民族和民族的一分子，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怀有一种由衷、深沉、真诚的崇敬和热爱，对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抱有一种坚定、执着、永恒的信心和信念，就是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既非孤芳自赏，更非夜郎自大，它立足于悠久的民族传统，扎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呈现为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有着史实的支撑和现实的依据。
回顾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备受摧残，民族虚无、历史虚无和文化虚无的思潮在部分国人中间滋生蔓延，其突出的特征是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其秉持的信条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或曰“西方主义”。西方主义者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如当年胡适所云：“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我们不能说胡适过激言论的真实用意全是坏的，他后来也自我解嘲说，这是想让大家拼命地走极端，然后才能“法乎其上，得乎其中”——这就是“全盘西化论”。“全盘西化论”的效果确实是消极的，它造成了一种“精神殖民”现象。当下，西方主义思潮依然故我，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把西方标准当作全能标准来剪裁、评判一切：合之则取，不合之则弃。
其实，西方主义本是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达到高峰时的产物。欧洲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及工业化运动的洗礼，后来居上，成为率先驰入现代文明轨道的火车头，于是，东方主义式微，西方主义滋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现代化就是一个乡村从属于城市、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也即“世界历史”即资本殖民开始的历程。黑格尔有一段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西方中心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他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但只是到了日耳曼的上空才大放光明，西方的“光”成为普照全球的“光”——这是说，西方标准成了普世标准。
如果说黑格尔还保留着某种客观态度，承认西方文化曾受惠于东方的话，那么，时下的一些西方主义者却断然否认这一切，他们甚至连中国是“四大古文明”之一和曾做出的“四大发明”都加以否认。他们不了解，“四大古文明”和“四大发明”不是中国人的自诩，而是18和19世纪西方学术界的共识。有人质疑：3000年前古埃及就使用了莎草纸，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手摇印刷机，诺贝尔发明火药获得了专利，怎么能说这是中国古人的发明？殊不知，莎草是原产于尼罗河里的一种天然植物，不属于人造纸张，用它当书写工具如同用石头、竹木、羊皮当书写工具一样；古腾堡是15世纪的人，而11世纪中国宋朝的毕昇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19世纪诺贝尔发明的是黄色火药，而古代的黑色火药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在中国民间出现，至9世纪唐朝时已经把它应用于军事。如果说“四大发明”是物质层面的文化，那么，在思想文化和制度文明方面，中华民族同样对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例如，16世纪中国哲学传入欧洲后成为17世纪欧洲近代哲学产生的催化剂，中国哲学在欧洲的传播还促进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国的科举制度成为19世纪欧洲近代文官制度和考试制度的最初样板，等等。诸如此类，欧洲主流学界至今也不否认。
西方主义带来的某种认知错觉和知识误区，使一些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例如，恩格斯把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却无人追问：中国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传统，为什么德国直到18世纪才有“古典哲学”？这里隐含着一个深层原因。如置康德杰出的哲学贡献暂时不论，我们发现，康德的祖师爷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的哲学著作基本上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沃尔夫曾尝试着用德文写作），只是到了康德哲学才全部用德文写成。从这种意义上说，康德是真正属于德国民族的第一位哲学家。再如，每提到“哲学”二字，有人就自惭形秽，把崇敬的目光自觉地投向德国，甚至连德国大学中不知名的三流教授的书，在中国都有译本，有些甚至被热炒。而且，一提“哲学”二字，有人就把它说成是古希腊人的专利，一提“希腊哲学”就想到它是滔滔东向不曾断流的江河水。人们相信：亚里士多德著述300万言，近现代的欧洲哲学就是亚里士多德薪火的直接传承。却不知，直至13世纪之前，除教会学者的零星著述中有点滴信息之外，整个欧洲主流社会不知道有个叫亚里士多德的人！
由此可见，我们要真正树立文化自信，就必然要破除西方主义对我们的精神束缚。当然，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并非要再树立华夏中心主义。无论对于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我们都要采取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时，在当前西方话语霸权之下，我们更要主动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让它以坚定的步伐走向世界，如同习近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和“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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