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 | 赵红军：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奇迹”中的政府治理作用｜“新中国70周年”研究⑦

【编者按】2017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启动实施了“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三大系列研究专项。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充分展示上海社科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知识体系进程，“思想汇”栏目与上海市社联合作推出“新中国70周年”研究专栏。

过去这些年，学界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原因和各方面影响因素的探讨，大多集中于政府治理之外的领域。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对外直接投资等。而对这些改革措施背后更广阔的市场环境改善、改革与政府的支持，相应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改善、诚信体系建设等软条件却相对研究不够。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类似于人们常说的向外部世界“邯郸学步”的过程。虽然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给了我们一些启迪，但由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完全不同，在中国这样一个规模、人口如此大，历史如此绵长的国家进行改革，却没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很多时候，都表现为一种“边试点、边改革、边推广”的试验过程。

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凭空实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传统的中国社会市场发育不够，政府干预多成为必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迫于西方针对中国的全面封锁、贸易禁运以及各种意识形态的围追堵截，中国又不得不移植了苏联的那种全面计划管理模式，其结果是，全社会的生产、分配、运输与消费几乎全由政府包办，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并没有出现如预期般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激发，各方面改革先后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经济绩效。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由一个濒于被“开除球籍”的国家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人们误认为改革成功更多是因为“日益重视市场、不断弱化政府作用”的结果。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市场重要，政府也很重要，绝不是非此即彼，二者只不过体现在不同的维度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罢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恐怕其中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现有“中国经济奇迹”各方面原因或者因素的解释中，很多原因或者因素是属于所谓的显性原因或者因素，而另外一些则属于所谓的隐性原因或者因素。它们对中国经济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往往那些显性原因或者因素的重要性得到了人们足够的重视，而那些隐性原因或者因素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或者遗漏。

比如，传统的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显性因素。的确如此，过去四十年，中国就是按照这样的基本理论指导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的。但隐含在这些显性因素背后的隐性因素同样重要。举个例子来说，在该模型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对于健康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当时的情形是，劳动力市场根本不存在，劳动力的供给被束缚在农村的土地上，城市虽然有较大的劳动力需求，但阻挡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劳动力流动障碍、土地政策障碍、工资政策障碍等，却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这一市场作用的正常运转。于是，怎样给中国劳动力市场松绑，怎样让农民可以先是“离土不离乡”地在乡镇企业里进行务工，接着可以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务工，就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后来，如何能在一定程度上让那些高素质和高技能的农民工有序转化为市民，成为第二阶段改革面临的棘手问题。当下，怎样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等问题，又成为新的治理课题。

人口流动政策的转变、土地的流转、乡镇企业制度的建立，城市工资制度、教育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城市房地产市场改革等，所有这些政策的改革或者推动，如果离开了政府，恐怕是不可能实现的。

由此，我们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什么十九届四中全会要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同时也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加强制度建设、提升治理能力是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为滚球体育app最新版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