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今天如何纪念陶行知从上海码头留学百年？他对同窗室友孙科说“我可不想当官”

位于宝山区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内，一栋古典式的四合院里，作为志愿者的“小陶子”们迎来一批欧美同学会的“学长学姐”，用童声为他们讲解这座“育才学校”旧址的来龙去脉。整整85年前的7月20日，一代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开学；1947年，陶行知在沪逝世的次年，育才学校迁建上海，后更名为行知中学。

行知名言。徐瑞哲 摄

对于中国，对于上海，在陶行知55岁的一生中，出身山村教师之家的他从这里“出发”，又“回到”这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陶行知从宝山吴淞上海招商局码头赴美留学110年之际，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主办“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与欧美同学会”研讨会，追寻与传承留学报国精神，成为上海统战文化周的重点项目及“海上留声”系列活动之一。

市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市欧美同学会党组书记李霞等人在育才学校旧址前。

【是孙科室友，却志向不同】

1914年夏，从金陵大学以第一名毕业后，在校长包文的赞助下，并通过向亲友借贷，23岁的陶行知赴美国旧金山伊利诺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从吴淞码头踏上3年负笈海外的旅程。“当年有许许多多的爱国青年和年轻的中共党员从这个码头出发赴海外留学，追求知识，寻求真理，奠定了他们此后一生事业的基础，真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码头’！”市欧美同学会顾问、滚球体育app最新版陶行知研究中心主任及《陶行知学刊》编委会主任陆建非说。

在其修读的市政学专业众多课程中，陶行知特别感兴趣的是教育管理学。任课老师柯夫曼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也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的学生。

陆建非教授发言。

当时，陶行知是孙中山长子孙科的同学和室友，都是柯夫曼的学生。陆建非援引文献举例说，有一次柯夫曼邀请他俩来家度周末，晚餐后大家在客厅漫谈。柯夫曼问他们学成归国后有什么打算。孙科回答：“我归国后，如能担任南京市长，要把南京整治得和纽约一样，成为世界一流城市。陶君是我的好同学，我要请他做副手，担任市政秘书长或副市长。”

陶行知却说：“我可不想当官，我要回国办教育事业。”柯夫曼知道了陶行知的志向，就向他介绍了自己老师杜威的教育思想。受此感召，1915年9月，怀揣“教育开发民智”的梦想，陶行知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即教师学院、教育学院），选修许多优质课程，例如教育行政、比较教育、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社会学等，指导教授就有孟禄、克伯屈、杜威等大家。

纽约的生活水平高，陶行知不得不靠打工来维持学习生活。每天下课后，他就到车站、码头、饭店等处做工。天黑回校，一头钻进图书馆，直到关门，可谓“焚膏继晷”。

陶行知像。徐瑞哲 摄

【非外国贵族，向平民“奔流”】

1917年学成回国以后，海外名师门下的陶行知被好多大学争相预约教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的教职仅维持了很短时间，他就把主要心思转到了中国的农村教育。

殊不知，当时中国100个人中，有85个住在乡村。1927年，已经身为国内著名教授、东南大学教务长的陶行知，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优渥舒适的待遇，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来到南京北部的晓庄，兴办乡村师范教育。

陆建非研究发现，陶行知在给妹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然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徐浩良在线讨论。

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这样评价：“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当天，联合国副秘书长兼开发计划署副署长、哥伦比亚大学校友徐浩良加入线上研讨，他表示，陶行知在求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深受杜威、孟禄等教授影响，学成归国后投身中国教育事业，将西方教育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和做合一”理论体系，为中国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今日行知育才学校旧址。徐瑞哲 摄

【留学报国心，与当今海归同源】

1919年，28岁的陶行知在五四运动等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月9日，他在南京小营演武厅6千人大会上发表演说，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5月13日，南京学界联合会成立，选举陶行知为会长。5月20日，南京高师临时负责校务的陈容反对学生罢课而离校，陶行知随即代理校务，继续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在此背景下，“鉴于时局频危，不忍坐视”，为了更好地团结归国留学人员，“以共谋国家社会之利益为宗旨”，1919年6月6日，南京欧美同学会成立大会召开。6月9日，上海的《时报》最早刊登题为《南京欧美同学会成立》的新闻。陶行知担当首任会长，一任就是3年。

宝山区教育局局长、教育学博士、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张治，与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副馆长、陶行知曾孙陶侃等进行圆桌讨论。

“他是近代史上‘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绕不开的代名词。”陆建非教授说，陶行知与当今海归群体在精神内核和时代使命上有着深层次联系，那便是“爱国是唯一的本色，报国是崇高的使命”。“究其原因，只因我们都是从中国大地出发的，永远跳动着一颗炙热通透的中国心！”

徐浩良也说，“110年后的今天，我们探讨行知精神的内涵与当代价值，意义深远——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国门求学，希望行知精神能继续鼓舞新一代留学生，在求学过程中，扩大视野，融汇东西，与不同文化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他认为，“陶行知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表达了他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也是当今应对多种挑战所应持有的行为准则。”

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留美分会会长桂永浩赠送一幅“爱满天下”。

【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徐浩良援引了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斋藤秋男的观点，并举例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维·汉森在他主编的《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介绍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其中包括美国的杜威、意大利的蒙台梭利，而陶行知是唯一入选的中国教育思想家，“这足以反映陶行知先生得到的高度认可，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20世纪初，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张伯苓、陈鹤琴等都在哥大教育学院求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著名教育家。基于一个世纪的深厚渊源与人文之谊，2000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创办，成为美国常春藤高校第一所侧重于中国教育研究的学术中心。

程贺南教授（右）赠送关于陶行知珍贵研究资料。

哥大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首席研究员、教育政策与社会分析系客座教授程贺南认为，在哥大的学习经历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回国后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实践，并通过多元化渠道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教育成果，为国家未来发展储备了宝贵的人才资源。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了解到，当天哥大教育学院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向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赠送了海外关于陶行知的珍贵研究资料。这些资料涵盖了陶行知给罗素院长的信件，以及《国际教育年鉴》第一期中陶行知关于中国的教育报告。事实上，“海归”之后，从杜威到孟禄，陶行知等留学同窗也积极促成了两人来华长期访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