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之下，王尘无虽有左翼影人、旧式文人、小报文人、通俗小说家等多重身份、面相，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学和思想遗产，有待今人批判、继承、发展，迄今仍是一未知数，而其带给我们的印象，似仍显得有些单调、平淡。董天野绘《江南才子唐大郎》在上世纪30年代的“软性电影”论争中，左翼影人王尘无可谓一重要角色。其与唐纳、鲁思、史枚等人一道，与刘呐鸥、穆时英等被定义为“软性电影”论者，展开了激烈论争。在一篇小文中，我曾如是略述其生平事迹：尘无（1911—1938，江苏海门人），原名王承谟，笔名尘无、王尘无、摩尔、向拉、方景亮等。曾就读于持志大学。1932年7月，与沈西苓等合办左翼电影评论刊物《电影艺术》，另在上海《时报·电影时报》等处发表有大量影评和《电影讲话》《电影在苏联》《中国电影之路》等论文。《论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之外，其批评“软性电影”之文，还有《清算刘呐鸥的理论》《刘呐鸥的责任》《夜记之什（一）·“软性电影”的毁灭》《毒药与圣药》等。著有《浮世杂拾》《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王贺：《穆时英研究三题》，《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事实上，王尘无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已是中共党员，亦属地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市场重要，政府也很重要，绝不是非此即彼，二者只不过体现在不同的维度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罢了。【编者按】2017年，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启动实施了“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70周年”“建党100周年”三大系列研究专项。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充分展示上海社科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进展和新成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知识体系进程，“思想汇”栏目与上海市社联合作推出“新中国70周年”研究专栏。过去这些年，学界对“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原因和各方面影响因素的探讨，大多集中于政府治理之外的领域。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对外直接投资等。而对这些改革措施背后更广阔的市场环境改善、改革与政府的支持，相应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改善、诚信体系建设等软条件却相对研究不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第一，过去四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类似于人们常说的向外部世界“邯郸学步”的过

2019年第22期《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发表的重要讲话：《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新时代深刻体悟《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和真理魅力，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共产党宣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党治国的“圣经”，是我们党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解决新时代我国实际问题的理论指南。首先，《共产党宣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源头，通过对其深入学习，能够使我们党进一步感悟初心、明确使命和汲取力量，通过不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树立先进品格、坚定政治立场、阐扬理想信念，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其次，《共产党宣言》内蕴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深刻认识与科学剖析，学习《共产党宣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充分坚定“四个自信”，准确把握其内在联系，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凸显我们党在道路选择、理论建构、制度设计和文化坚守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心聚力。最后，《共产党宣言》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纲领，更是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当前，我国正

11月2—3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即将开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一年再次亲临上海视察指导。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党的建设等方面工作逐一阐述重点、勾勒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的考察调研和重要讲话，为上海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是总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和基础环节，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集中体现，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会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城市建设为人民，并着重指出，“要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对接群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新中国成立70年来，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的公共服务越来越多，公共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所供非所需”，主要表现为部分公共服务并非老百姓的真正需求或最紧迫需求，产生一些面子上“高大上”、里子“不实惠”的“政绩工程”，降低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度；二是“所供超所需”，即部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超过了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公众的现实需求，服务的是相对小众人群，成本远远大于效益；三是“所供欠所需”，主要表现为部分公共服务相比社会公众需求远远不足，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上述三方面的问题，根子主要出在供给侧。因此，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就成为必然要求。那么，如何来实现呢？首先是需求的精准感知。无论是“非所需”“超所需”还是“欠所需”，问题根源都在于对需求缺乏精确感知。为此，必须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增强政府感知能力，提升政府精准识别的真实度、精确度、全面度、及时

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中国经济奇迹发生原因和影响因素的探讨，大多集中于政府治理之外的领域，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进步等，却对改革举措背后更广阔的市场环境改善、改革与政府的支持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改善、诚信体系建设等研究相对不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早期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向外部世界的“邯郸学步”，表现为“边试点、边改革、边推广”的试验过程；第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空前激发，各方面改革先后取得了不错的绩效，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人们误以为成功更多的是因为“日益重视市场、不断弱化政府作用”。事实绝非如此。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市场重要，政府也很重要，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在不同维度和层面发挥不同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奇迹背后还有一些隐性因素值得深入挖掘。比如，传统的增长模型认为，劳动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显性因素。过去40多年来，我们大体是按照这样的基本理论指导来推动经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区域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经济活跃度最高的城市群迸发出新的活力，实现了更高能级、更高质量的对外开放。加之长三角地区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与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该区域作为我国经济重心的地位，民营企业也在一体化进程中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民营企业是区域创新发展的突击手首先，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城镇创业就业方面看，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地区税收的重要来源、市场开拓的重要主体、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成为长三角地区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近年来上海市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市比重超过80%，新增就业占全市比重超过70%，贡献了全市1/3以上的税收。民营企业在长三角地区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次，从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深化区域协作方面看，民营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与国有企业相比具有更强的经营灵活性与自主性，与外资企业相比更加熟悉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与地方性特征。由此可见，民营企业在长三角区域内的创新合作与互动网络对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发挥了巨大作用。最后，从提高区域技术创新水平方面看，长三角地区凭借其丰厚的科技文化底蕴和国家政策方针支持，迅速发展的民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征程，社会主要矛盾也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型中国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新时代，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趋势的不断加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产业、意识形态等领域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急剧变化。由于制度不健全而存在的法律漏洞和政策空子，给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制度反腐和教育反腐是目前国际上通用的腐败治理的两种主要手段，在当前制度建设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教育的预防警示和价值引导功能尤为重要。当代大学生既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和党政干部的重要来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对其进行廉洁教育，不仅于腐败治理有益，而且于社会发展和公共福祉也是意义深远。第一，有利于培育廉洁意识，坚定反腐决心。廉洁教育是腐败治理的源头工程，是培育廉洁意识、养成廉洁风气的重要环节，这既是国际廉政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反腐倡廉的现实诉求。当前大学生虽然普遍认识到了腐败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危害，但对于腐败也同样表现出一定的容忍度；还有少数大学生对腐败表现出情绪化的心理倾向，表现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