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发展，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语言逐渐迎来了发展的高潮，并对汉语本身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出现了诸如“打call”“童鞋”等新词语。这些新兴缩略词、混合词、字母词、谐音词等，不仅在网络上大受欢迎，也“走俏”于生活的各种场景中。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新兴词语，是否需要对它们进行一定的规范，本期，我们约请了四位学者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以飨读者。谐音是新词产生的重要手段之一，特别在新媒体手段的助推下，谐音词的数量与日俱增，《人民日报》中也出现过谐音词“神马（什么）”（海外版2010年12月29日），但对于控制规范谐音词的呼声也一直没有停歇过。2007年，北京市就出台了相关规定，禁止在广告中出现如“百衣百顺、食全食美”这种谐音成语；2010年，上海高考阅卷中心组特地通过媒体向考生发出提醒，称诸如“神马、有木有”这样的谐音词不能进入高考作文，否则将会以错别字论处。“谐音”就是“字词的声韵相同或相近”，也有人认为谐音“是利用词语的同音或近音关系引发人们联想的一种修辞方式”。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从“音、形、义”的角度归纳过借由谐音达到双关效果的类型。通过同音或近音字

2014年2月，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要求高校明确智库建设定位，聚焦国家重大现实问题，发挥学术优势和学科优势，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推动高校智库发展完善。着力打造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新型智库，建设一批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软科学研究基地。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重点建设一批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在此背景下，全国高校掀起了一股建设智库的热潮。有的高校对内部学科进行重组，成立专门的政策研究院、研究所等机构，把相关专家集中起来，建设政策研究团队。有的高校聘请有关领域重量级专家，从各学院、学科抽调相关学科专家，成立“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等机构，希望建成政府所倡导的新型智库，为政府各方面政策文件的制定和出台提供帮助。然而，高校智库数量的迅速增加并不一定能够带来智库质量的提升，质量才是高校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生命线。所谓高质量的智库知识产品，是指智库成员通过科学研究方法生产创造出的、对解决现实问题有帮助的知识产品，或者是能

英国作为最早步入现代社会的国家，既是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的学术重镇，也是20世纪史学流派迭出与学术思想多元的国家。20世纪英国史学格局呈现出的内涵特质与学术景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50年代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出现史学流派与学术思潮的嬗变。以社会史家乔治·屈维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史学、以政治史家刘易斯·纳米尔和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史学、以经济史学家乔治·科尔和理查德·托尼为代表的工党史学、以阿诺德·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形态史学等流派，各领一时风骚。二是六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对话交锋中，逐渐发生了方向性转变，取得了阶段性进步。同时，20世纪英国史学的跨学科特征不断得到强化，新史学理论、新史学方法与新学科领域不断产生。剑桥大学“历史人口与社会结构研究小组”的彼得·拉斯莱特等人开创的历史人口学派与堪称主流的经济社会史学派并驾齐驱，昆廷·斯金纳倡导政治思想史的“剑桥学派”风头强劲，微观叙事史与新文化史学不分伯仲，英国马克思主义整体社会史学异军突起，勾画了战后英国新史学思潮的复杂景观。三是专业期刊、史学机构与学术流派交互涌现、齐头并进，呈现出一派繁荣

2019年6月，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第二次联席会议审议并发布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2018-2019度工作报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总体发展规划3.0升级版》等文件。过去一年，G60科创走廊就城市深入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G60科创走廊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了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地，建设成效显著。科创走廊打造产城协同发展联盟科创走廊最早是借鉴国际上的创新高地如硅谷的101高速、波士顿128公路而提出的，它们都将一条或多条高速公路作为重要轴线，在轴线两侧聚集了众多高科技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我国的科创走廊与国外自发形成不同，主要由政府主导建立，以区域协同发展为目标，以科技创新建设为主要任务，有相对集中规划的空间范围，建设中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是上海市松江区，浙江省嘉兴市、杭州市、金华市、湖州市，江苏省苏州市，安徽省宣城市、芜湖市以及合肥市沿G60高速公路和沪苏湖合高速铁路集聚创新要素和新兴产业、改革制度供给，以整合协同长三角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高地、产业高地，推动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更好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品格，提振民族复兴的精气神。文化自信折射出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生活的、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增强文化自信，不能坐而论道、流于表面，而要紧扣文化生活的内在规律和深层逻辑，统筹操作，久久为功。只有在文化实践活动中尊重实际、面向生活、贴近人民，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整体谋划和持续推进，才能切实增强文化自信，为进一步振奋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增添精神动力、文化营养和价值支撑。当前，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增强文化自信。第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离不开客观现实基础，离不开中国梦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定

妇女史是当代史学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西方妇女史则是全球妇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西方妇女发展历程及其相关历史叙述的考察中，可以管窥妇女史研究对历史学发展的贡献及其对世界历史重构的启迪意义。妇女史研究的兴起为历史学发展作出贡献一是对英雄史观和男性史学话语霸权提出挑战。长期以来，男性一直在父权制社会的现实和历史中担当主角，而参与创造历史活动的广大妇女则是“沉默的另一半”，成为历史叙述中的“失语者”。从20世纪60—70年代起，在国际妇女运动和当代史学革新的推动下，妇女史研究蓬勃兴起，这使女性与男性一样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妇女史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家庭、婚姻等诸多方面，在妇女史研究推动下，与其相关的家庭史、性史、性别史、身体史和男性研究也逐步兴起，丰富了历史研究内容，推动了当代史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二是为历史研究增添新的分析范畴。妇女史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用作历史分析的基本范畴。“社会性别”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指的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两性差异和行为特征的理解。1975年，美国学者盖尔·卢宾提出“性/社会性别制度”概念，把性别制度看作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国外学术界对“生活世界”日益关注。社会生活史或者日常生活史作为史学变革中开辟的新领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西方日常生活史的学者并没有满足于简单地介绍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家庭和社会生活等，而是深入分析其历史背景及其蕴含的社会文化含义。学界对日常生活史的考察说明，“文化”不仅包括社会精英的优秀文化产品，还包括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它是人们赋予生活意义的过程与方式。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分别从服装、劳动和报时等视角描述了西方人日常生活的场景，是重构多面的历史的一种尝试。服装文化是古代世界日常生活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古罗马人服装的演变可以折射出罗马社会分层与文化变迁的状况。古罗马人的服装起初比较简单，在与意大利北部伊特鲁里亚人和南部希腊人的接触以及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其服装逐渐从简单到复杂，穿着搭配也越来越讲究，基本可以归纳为托加（toga）、突尼卡（tunica）、斯托拉（stola）、帕拉（palla）、右肩系斗篷（lacerna）、带帽大氅（paenula）等几类样式。托加是自由民出身的罗马男性的主要服装，也被称作罗马人的民族服装

以研究《孟子》文本中的酒哲学为主题的论文大概是和酒本身的精神离开比较远的……说哲学的最高境界是不言之教，也许过于高深，也会压迫目前大多数哲学工作者的生存空间，而且，也会容纳许多欺世盗名者（因为离开了文本，我们无疑更加难以印证哲学的水准），但无疑是值得主张和尝试的。因为那就是哲学。所谓实，也就是实际、实践、现实。所谓思，主要表现为理论，缺乏系统性的、处于零碎状态的可以称之为思绪、灵感等。从某种角度讲，实与思即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无疑这个话题实在太大，在做出必要的界定之后，我们必须强调，本文所说的还是实与思，不能简单等同于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虽然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已经是老生常谈，但也似乎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遗忘。我们哲学界迷恋于史与思，以种种借口躲避直面现实——无论这现实是惨淡的（姑且借用鲁迅语）还是辉煌的——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哲学教育目前遇到的困境。今天我们或许需要再一次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史与思的危险我们不妨直说，实与思所针对的，首先就是史与思的提法。这种观点认为，哲学研究离不开对哲学史的回顾和总结。一定程度上哲学就是哲学史。所谓思就是对哲学史的思索，具体而言，就是对哲学史上的